第二百一十九章

    禹見到九尾白狐，禹自解為「王者之證」九尾狐與白狐的神化，並且經歷了由統治階級到平民百姓的崇信的過程。

    但自漢魏開始，狐的意象開始有了妖獸的色彩，向着多元化的形象演化。

    《洛陽伽藍記》中有這樣一則故事「初變婦人，衣服靚妝，行路，人見而悅近之，皆被截發，當時有婦人着彩衣者，人皆指為狐魅」。

    這幾乎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女性狐妖以美色魅惑人而害之的故事了。

    而到了唐代有關狐的故事便已是比比皆是，廣為流傳。

    而關於狐的形象也更是豐富之至，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中呈現出類型化的特點。

    《廣異記》中的狐之故事已成為書中主體，存文的數量頗為可觀。

    相對於漢魏時期的狐故事，唐代對於狐之女性形象給與了更多人性化的增色。

    此外，狐也被百姓廣為接受，成為奉拜之仙。

    「唐初以來，百姓多事狐神，房中祭祀以乞恩，飲食與人同之，事者非一主。當時有諺曰，無狐魅，不成村」

    由此，狐被幻化成具體的仙，為它進一步趨向人性化與世情化提供了廣泛的民眾基礎和民間素材。

    到了明清時期，狐故事更為異彩紛呈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    由此以女性形象出現的狐女，也相應成為了這類特殊故事的主要人物，在民間廣為流傳開來。

    在《西遊記》中，狐以玉面公主為典型，全是以妖怪的形象出現，且多為女性形象，特點是以妖王或國王作為其依靠的主體。

    此外，法力微弱，多靠美色也是她們的共同特點，而這一特點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觀念。

    此後到了趙宋時代人們的思想已被深深禁錮，整個社會對於女性的歧視和束縛達到空前之舉，但本性的需要和釋放是無法被真正磨滅的。

    因此到了明代，隨着世情風貌大大不同，宣淫歡樂在明小說中已尋常可見。

    在這種享樂與理性的矛盾中，狐狸精的形象便成了男性幻化出來的綜合體。

    然而，這樣的狐狸精多沒有完滿之結局，正如玉面公主一樣，死在了男權主義的正道上。

    還有就是關於紅孩兒的分析。

    大家都知道，紅孩兒是牛魔王與鐵扇公主的兒子，是牛魔王家族中非常重要的成員，也是在牛魔王家族這條支線中最初顯身，並觸發後續情節的關鍵性人物。

    以下首先從紅孩兒的稱謂入手，根據他的三個名號來進一步作分析。

    關於紅孩兒故事溯源。

    首先，「紅孩兒」來源於鬼子母的故事。

    鬼子母，在佛經中是二十諸護法神之一，北魏《雜寶藏經》有記載，鬼子母者是老鬼神王般諸迎妻。

    有子一萬人之多，最小的兒子叫殯伽羅，這個殘暴雄虐的兒子被世尊盛於缽底，鬼子母為了救兒子，答應佛祖受於三歸五戒，最終與兒團聚。

    這個故事中的殯迦羅就是《西遊記》中紅孩兒的原型。

    而在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二《健馱邏國》中已有鬼子母的故事「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，有窣堵波，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，令不害人，故此國俗祭以求嗣。」

    元代成書的《西遊記平話》已經散佚，但《朴通事諺解》中引用了其中諸多情節「今按法師往西天時，初到師陀國界，遇猛虎毒蛇之害，次遇黑熊精、黃風怪，地涌夫人、蜘蛛精、獅子怪、多目怪、紅孩兒怪，又幾死僅免，又過棘鈎洞、火炎山、薄屎洞、女人國及諸惡山險水、怪害患苦，不知其幾。此所謂刁蹂也。」。

    在此段話中，已經出現了「紅孩兒怪」這一名稱。

    《西遊記》中紅孩兒故事結構卻來源雜劇《西遊記》。

    此雜劇中的故事大概為：唐僧一行正在山間行走，忽見一個小孩兒迷路啼哭，唐僧深怕他給豺狼壞了性命，叫孫行者背到前面人家去，行者怕是妖怪，不肯背，唐僧定要他背。

    行者就請唐僧等先行，自己過去背那小孩，卻背他不起，知是妖怪，一刀把他砍下澗里去了。

    忽然沙和尚慌忙跑來說，「師兄禍事，吃那小孩兒拿將師父去了。」

    行者和沙僧、火龍同去見觀音。

    觀音也看不出妖怪的本來面目，又同去問世尊。

    世尊道：「那小孩喚做愛奴兒，他母親我收在座下作諸天的，緣法未到，謂之鬼子母。我已差揭帝將我缽盂去把小孩蓋將來，放在座下七日，化為黃水。鬼子母必來救他，因而收之。」

    並叫行者等回去，唐僧已經救出在那裏了。

    鬼子母領了鬼兵來救兒子，但是不敵天降哪叱，終給哪吒拿住。

    鬼子母無奈只得阪依佛法，放出愛奴，子母團圓。

    正如魯迅所言「《西遊記》雜劇中的《鬼母皈依》一出，即用揭缽盂救幼子故事者，其中有雲，『告世尊，肯發慈悲力。我着唐三藏西遊便回，火孩兒妖怪